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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让我们荡气回肠   

2009-06-25 10:10:13|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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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让我们荡气回肠

主帖标题:韩毓海:崇高,让我们荡气回肠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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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开放 —— 欢迎跟帖!(来源:《环球视野》) 文章ID:537487 2009-6-25 8:39:26 主帖

崇高,让我们荡气回肠

作者:韩毓海

在经历了奥运会、抗震救灾、金融危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在经历了深刻而广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的日子。重读《讲话》,我们会感到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对今天怀有远大抱负的中国文艺家,特别是年轻人来说,重读《讲话》,会被深深打动,会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崇高,什么才叫荡气回肠。

觉悟与启蒙:在文艺家与人民之间

《讲话》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当时,这也就是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劳苦大众服务。

什么是“人民”和“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这是《讲话》通篇贯穿着的灵魂和“大道”,也是我们聆听和读解《讲话》的根本前提。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人民也就是“全世界受苦的人”。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的“类本质”的:所谓“人性”就是人类先天的“受苦性”。人类因为匮乏而劳动,无产阶级因为贫困而生产,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类世界所有被动性的根源,也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劳动者阶级的存在不过揭示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真理:人类先天的被动性和受苦的现实,而这就是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性的真实。于是,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阶级代表着一个由于受到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倡导文艺家对于“众生苦”的觉悟,倡导他们去正视和直面“全世界受苦的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事实。倡导他们去休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世上苦人多”的大悲哀和大欢喜。而作为理想和现实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数千年未有之大宏愿——这就是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是启蒙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讲话》要求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这就是要求文艺家要具备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立场,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要有正视“人间苦”的觉悟,以及以艺术求道的大追求。

因此,像那些具备“经书”特点的人类经典一样,《讲话》针对的是那些有觉悟者”和“可觉悟者”,它需要我们如同对待经文和经典那样,在反复颂读中去逐步体会其中的精义。而在那些“不觉悟者”看来,《讲话》“无非就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真正明白这一套,实际上并不容易——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明白“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在另外一些人那里,《讲话》中的词句被工具化、庸俗化和僵化地利用,甚至用于“整人”,这也非《讲话》之罪,它不过是说明了一切经典在历史中都会面临的共同命运。

经与权:在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

郭沫若曾说《讲话》“有经有权”,在诸多的阐释中,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些内容是规律性的,有些则是策略性的提法。《讲话》既讨论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问题,也表达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化巨匠,对当时文艺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回应,同时,它也通过这种讨论和回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必须注意到,《讲话》并不是一个宣讲文艺政策的讲稿,它是在与几乎所有延安文艺界人士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讨论之后,才最终形成的思想文献。延安文艺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召开,到5月23日结束,时间长达半个多月,其间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三次参加会议讨论,倾听文艺界发言。会议的准备时间更长,从1941年春起。毛泽东就有意识地请文艺界人士讨论文艺问题,回应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讲话》的两个部分“引言”和“结论”是通过从民主到集中、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讨论协商程序,按照思想活动的脉络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的。

因此,《讲话》的“有经有权”,首先是指这篇文献的内在结构,所谓“经”就是指其作为经典文献所必然具有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此即指“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矛盾关系”。具体而言,所谓“‘特殊性”既是指党的文艺政策的特殊性,亦指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所谓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就鲜明地表现为政治与文艺的矛盾。《讲话》的高超之处在于:指出所有这些特殊性问题,都不能通过同样特殊的方式来处理,既不能通过简单地制定政策,也不能通过强调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来有效解决,它只能诉诸普遍性和原理的方式。更具体地说,这些特殊问题只有通过提高全党和全体文艺家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水平,只有通过一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启蒙”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在《讲话》中,这就是只有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视野中,才能理解和解决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次,经与权的考量,也包含着对革命者和进步的文艺家自我改造、自我修养的期许和要求。这就是要求真正有出息的知识分子。既要适应现实,又要怀抱理想;既要做一个充分现实的文艺战士,又要做一位满怀理想的革命者。持续的自我改造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为了反抗人和世界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

《讲话》不仅严密论述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即描述了在特定的条件下,“做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如何采用这些政策的步骤与方略;而且也论证了“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即描述、想象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世界——民族的彻底解放、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并论述了这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同时,它认为:只有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行权”)——把文艺当成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武器,使文艺家成为一名“战士”,才能使得这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

因此,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残酷的斗争就是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的理想又始终构成对于现实制度设计的批判和超越力量。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为了民族生存、人类解放,有觉悟的作家首先要做一个战士、一个文艺土兵,汇入改造旧世界的人民运动中去,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当然,所谓“权”既是对理想的牺牲,也是理想者的自我牺牲,不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牺牲便是高尚的行为。

这也就是说,对勇于担当历史的人而言,“行权”本身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克制,更是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过程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行权”本身就是对“权”的超越,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为人民服务”既是一种自我牺牲,又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是中国知识分子理当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

由此境界观之,诚如郭沫若所说:在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小我”的强调就是极其庸俗的。就此而言,儒学之“经”与“权”的张力类似于康德所谓从“价值”的角度对于“事实”、从“普遍性”和“理想”的角度对于“特殊性”进行的批判和反思,或如黑格尔所说,“立足于现实特殊性的普遍性”。这甚至也就是福科对于“什么是启蒙”的概括:启蒙“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件必须由个人承担和完成的勇敢行动。

经与权、理与物、事实与价值、现实的世界与合理的理想世界,上述矛盾和运动的逻辑,才是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怀抱着解放人类的理想,时刻认识到现实政治变革和自我改造决不能停止,这才是启蒙的要害。因为这种启蒙、这种改革与革命,绝非仅仅指向一个现实的世界,它更呼唤一种创造、想象新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创造、想象新世界的能力,才可能对于现实的世界提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才赋予了“权”、“物”、“事实和现实”的世界以根本上的意义——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只有具备想象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并将其普遍化,才能真正将现实的世界担当起来,同时将其当作特殊性和批判的对象来对待。

这就是《讲话》之于今天的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此文来源于“毛泽东旗帜网”  www.maofl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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